Q：「921效應」還再持續一陣子，社區大學這邊有無因應辦法？
A：我不樂觀也不悲觀，這種事只能看著辦。只是一些朋友跟我還要為這種事，花這麼大力氣實在不值得。當初是覺得終於有這樣的空間可以做些事情，所以才把自 己身邊的事情工作擱下來，跳進來做。如果跳進來，又要募款又要和這些政治人物打交道，早知道這一點，我一定不會想要跳進來，這是非常無趣，非常莫名其妙的 事情。要去虛以委蛇，要笑臉迎人，非常無趣。台灣話講，去陪這些政治人物是作童養媳，到處去要錢，是作乞丐，噯…
A：我媽也是新竹人，我也是在新竹生的，在南門街一帶。我曾讀過新竹國校，唸過六個國校。
Q：那不就常常搬家？
A：那一代台灣的知識份子很難生活，因為「三七五減租」。那時候，台灣的知識分子大概都是小地主階級的小孩長大的，所以我父親在國民黨來後完全過不一樣的 生活。陳誠在中國大陸不敢弄土地改革，來台灣之後，因為他們沒有什麼羈絆，同時又可以得到農民的擁護。因為在大陸，基本上國民黨是代表地主階級，不可能是 農民做主，這也是共產黨會興起的原因之一。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反抗國民黨的強烈主力是知識分子，所以在「228事件」死了很多人。然後土地改革，再進一 步鏟除反抗勢力的經濟來源。當然，土地改革應該做，那是另一個問題。但這正好是順其變，所謂「一石兩鳥」，一方面是可鏟除其經濟來源，進一步使台灣社會生 產力方面可以興起，為後來的工商社會鋪路，這一點土地改革是正面的。不過，就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來講，實在是走投無路。那時，如果沒有靠田租生活，社會又 還沒工業化、商業化，實在沒地方去，文教方面又完全是國民黨掌握，沒地方吃飯，我們只好一天到晚搬家。現在，台灣人很多人不曉得其實在台灣剛光復的時候， 台灣社會的現代化的水準相當高，是亞洲僅次於日本的地方。那時生活水準很高，今天是......，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我在《黑眼珠的困惑》裡寫了很多這些 事。早先在〈烽火台〉（在什麼報？）連載，那時限八百字，只寫了一點點。這些事情，我覺得應該趁上一代的人還在，把這些事記錄下來。「228事件」當然是 重要事件，但是還有「228事件」的影響，還有「228事件」前後的背景都應該記錄下來。大家現在都覺得台灣的文化是由外省人帶來的，可是在我們小時候， 覺得外省人很沒有文化。我現在不是在談族群的對立，這是一個事實，但台灣人卻因為與事實違反的宣傳效果讓台灣人覺得沒有文化底蘊而自卑，這是我講這些的目 的。
Q：您剛曾提過「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差別，您在社區大學上課，跟在一般大學上課的情形有什麼不一樣？
A：很不一樣。我在大學是上課有一定的東西要講，我也不能花太多時間講其他東西或讓學生看其他東西，我是數學系教授，而且我不是因為我的人文、我的社會科 學的背景被請來當教授，我也不願意跨越數學的界線，偶而會提一點點，但非常少，大概百分之一的時間。在社區大學這邊不一樣，一開始我的課就叫做「數學、人 文與社會」，我講的東西可以比較廣泛，基本上我並不是自己在講，我要講的東西是讓每個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讓每個人比較清楚這世界是什麼長相，自己是站在 什麼位置，其實我不斷地在講這些東西：自覺是最重要的，這樣人才會有新的世界觀。我讓他們看一些小說。有一些小說比較容易融入，而且比較容易讓人投射在小 說人物身上去看不同的人生經驗，讓他們重新去想一些問題。小說是很好的媒介，每一個作者大概都有他的世界觀，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五十五億人就有五十五億個世 界觀，也沒有這麼多。這中間有重疊的，或其他很複雜的，就像顏色只有三原色，但它可以拼成這麼多不一樣的色彩，同樣的，人也是這樣。透過進入一個作者的世 界裡，你會開始去探索不同的世界，你慢慢就會分出來三個原色。我講三個原色是說有三個基本的世界觀，當然我不把世界觀就簡化成這樣子，不過還是有一些比較 基本的：比如說有”idealism”，我們翻譯為「唯心主義」，其實是理想主義；或者有”materialism”，即唯物主義；或說其他不是那樣教條 的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談的。學員他們很容易就把他們的經驗帶進來，看到一些東西，甚至去想一些根本的問題。到目前，我給他們看四本小 說：《小王子》、《夏先生的故事》、《牧羊少年》，還有《奧拉》(一位墨西哥作家寫的)。他們第一次看《小王子》，他們說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問題。小王子會 暢銷，其實也是這樣。像他那樣小，那樣可愛的一個人，他有他自己看待世界不同的方式，不過《小王子》這本書留有很多破綻，很多事情他沒有講清楚，而且也是 滿曖昧的。我覺得這跟作者的認知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