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對呀，從唯心論可以導到決定論，唯物論也可以導出決定論來。
A：對，這中間有很多辯證的關係存在，我就是講這些。當然在數學上，我還是提供他們所想要的東西。
Q：學生的反應如何？
A：你去觀察，要學生講才有用。到現在，我比較沒有講我的觀點，我都盡量讓他們討論。再過來，我要他們看《昨日》和《白鳥之歌》，都小小本的。在社區大 學，你要求他們看《戰爭與和平》很困難。上次課堂上，我做調查，問他們三本小說（即《小王子》、《夏先生的故事》、《牧羊少年》），他們最喜歡哪一本小 說。他們的回答跟我想的幾乎是一致的。他們很好奇地問，為什麼要做這種調查，我說三本書代表三種不同的世界觀。透過他們的發言，我大概知道每個人是怎麼想 的。
Q：學員一般的反應類型是如何？
A：《惡童日記》的作者曾說，一個小說家只寫觀察，他不寫這東西很好或很美，所以你問我，我的態度這是這樣。
Q：我覺得《惡童日記》的描寫很真實也很殘酷。
A：這東西就是這樣。
Q：社區大學在教學上以及教材上想要做新的嘗試，創造新的可能。這新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A：目前講師的共識並不夠。困難的原因是大家都很忙，沒有太多時間一起討論，一起去想。有部分的人會開始想這些問題。我不悲觀也不樂觀，事情就是這樣。我 也不認為社區大學每一堂課都非常精彩，不過我覺得社區大學將來會出現一些講師，他們比較會去想問題，願意常常調整自己，願意投入。我看重的，是這樣形成的 核心講師群的出現，讓他們變成社區大學主流的聲音，讓他們變成社區大學的特色，這跟我體力有關係。我體力好時，這東西比較容易成立，比較容易有共識，現在 我體力不好，這東西就會延遲.。我其實希望我不再管社區大學的事情，我還有一大堆工作要做，有幾本書要寫，因為社區大學的事，寫了一半。有兩本是數學，其 中一本是微積分，另一本是我自己的專業，寫一半，停了下來，還有幾篇經濟學的論文現在在弄，另外繪本我想畫的，還有六本。你看過我畫的繪本嗎？...然後 開始討論起繪本來.........
Q：您剛才提到您不太想再弄社區大學，是不想再直接介入社區大學的事嗎？為什麼？
A：公共事務對我來說，其實是一種負擔。我一直覺得我並不喜歡做這些事情，從年輕到現在。我常常會羨慕我們數學所有些同仁什麼事都不用管，專心作研究。本 來我也希望自己是這樣，但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好像不太可能這樣。我也不是真正有使命感、有理想。大部分的事，如果你讓我作選擇，我不會作這樣的選擇。比如投 入社區大學的工作，當初是因為我在《中國時報》寫了一篇文章〈深化民主，發展新文化〉，後來顧忠華、唐光華他們幾位就跟我說，我們來做。他們覺得這事情應 該做。他們就開始召集一些朋友開會，開了兩次會，有一次就找我去。那時候就有彭明輝、李丁讚、夏鑄九、(還有一位是誰?)也有來，在政大開會，也找了史 英。不過，史英沒來。後來他們又開了一次會。這之前，其實我找史英談過，說其實像新竹蔡仁堅市長簽過《教改之約》，新竹可以辦社區大學。後來，史英接受在 行政上支援。大家也覺得我可以不跳進去，因為大家都很擔心我的身體。後來，在（？年）5.4的時候開會，又把我變成召集人，公開也講我是召集人。後來，我 看一看事情發展的走向好像和我原來預期的不太一樣，尤其我不太贊成「太中產階級化」，但是大家不太自覺。因為我們基本上是受這種教育背景長大的，如果沒有 警覺之心，自然會朝這種走向發展。我覺得有些問題，就開始表示意見，但我也不能開會，就透過其中一位籌備委員。在當時，實際上滿困難的。就這樣，就一步步 涉入。後來，文山成立。最早時候，我是覺得要成立就要多成立幾所，一開始就是個人才庫。但一起要辦幾所呢？從台北縣的學員背景來看，學歷上或收入上其實比 較有代表，實際上報名狀況也是這樣。這也是我後來會在台北縣設五所社區大學的原因。其實我參與公共事務的模式一直都是這樣。我並不是一開始有使命有理想就 努力去實踐的人，我還是比較individual，重視個人的人，我的興趣還是在我數學上的工作或一些創作工作上。五年前，我生病的時候，其實覺得滿幸運 的。因為生理情況沒有一直壞下去，反而讓我有空餘時間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大概有好幾年撇開了公共事務，除了「709事件」（？年）。基本上，我是想讓自己 空下來，寫幾本書，包括經濟學的研究，有空就畫一下繪本。我希望多做一些這種工作。我介入公共事務，跟一些有使命感的人並不一樣，我並沒有一定要去完成什 麼使命。如果最初問我要不要跳進去，我絕對說不要。只是碰到後來一連串的關卡，讓你會覺得應該往哪邊走，而不應該往哪邊走。當你這麼主張時，你非得自己多 投入一些。你不能叫別人應該走這條路，而不應該走那條路。所以在一連串的關卡選擇之後，慢慢地，就跳進去了。從前到中學試教時，大家都形容我有理想要去改 革，其實沒有。那時候，其實很自然。我那時候回到數學系，看到幾位同仁正在做數學教材原稿修改，七月要出書，時間其實很急。他們問我要不要幫忙，我本來是 善意的，我看了原稿就跟他們說，要幫忙，那大家不要有意見，我自己寫過。年輕時，比較會這樣，現在覺得年輕時的做法太強勢了。我那時是提出一或零。要我做 就一，我不做部分的工作。我覺得寫數學的書還是有個人的性格，你對數學怎麼看的，這很重要，我不認為數學教科書就可以整合。當時大家沒辦法，就討論決定讓 黃武雄一個人去弄。二十天，我就蹲在中研院的圖書館，睡在地毯上，把實驗教材第三冊教科書初稿寫好。寫了這樣的東西，我就想總要讓一些中學老師能夠認識到 這樣寫的精神在哪裡，於是我說就只好開研習會了。開了幾梯次的研習會，與中學老師討論過可能碰到的困難。之後，我想這樣的困難總要我自己去經歷，才知道困 難在哪裡，要怎麼去修正。教科書要怎麼修改，這要有實際的經驗，這又是另一個關卡。於是就要到中學去試教，跑去找教育部中教司廖司長（？）。廖司長最初是 反對的，而我覺得教育部不能反對呀。教育部委託台大寫教科書，寫好之後，要去試教，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懂點教育的人都知道試教的重要性。後來中教司也不置 可否。我自己急著跑到中學去找，這其實是很困難的事，向教育部借調，教育部也遲遲不發公文。到了十一、二月，教育部借調公文才下來，我人已在彰化國中試教 了。就是這麼一連串的關卡。碰到關卡，你覺得應該走這條，不應該走那條路，這樣一連串的選擇下來，跳進去了。我解釋這些事情是說，其實我沒有那樣的理想主 義，這是很誠實的話。台灣這個社會很喜歡塑造出一些人物典型。我常被誤解是個理想主義者，其實我沒有那麼強的使命感。這其實是非常scientific的 事情，碰到一件事情，你會覺得應該這麼做，但誰聽你的。就這樣，一步步陷進去。如果最早的時候，問我要寫教科書那麼接下來兩三年要去中學試教，我一定說不 要。社區大學的事也一樣，如果提早問我要不要花幾年的時間做社區大學的事情，我一定說不要。我不是那樣有使命感的人，我只是在跟整個大環境做抗爭，想要留 一些自己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