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說，台灣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每個月平均收入大約是13000元，扣除食衣住行基本需求，她還能支付在照顧和科技的費用很有限，太過昂貴的科技只能照顧少數經濟能力好的銀髮族。我們需要是以資深公民平均收入為出發點，研發出可負擔的、適當的科技，可負擔的長期照護模式。如果一個月需要三萬、四萬的機構照護、使用許多先進科技的老人照護，都不是90%台灣銀髮族可負擔的，因此社會不平等將更趨嚴重，多數老人是無法過著有尊嚴的生活。反過來說，如果是適當科技、適當照護模式，可以照顧到所有的老人，也可以節省老人照顧的財政支出。一個老人不需要花費三萬五千元一個月的費用，而是一萬三千元，台灣一年粗估可以省下一兆元，就是現在中央政府總預算的55%，可以減少每個人的稅賦負擔，更重要的減少工作人口、年輕世代的負擔，讓她們願意工作、可以扶養她們的子女，對於未來是樂觀、充滿希望的，這就是三圈圖最上面的那個社會可行性與永續性的圓圈。          

其次，社會創新是應用適當知識和科技，也就是三圈圖右下角的圈圈所涵蓋的部分，這就包括解決問題所使用的方法，所以我們是要針對設計專業目前很普遍應用的使用者經驗、互動設計來提出一些思考。雖然這些方法在設計產品、設計服務是相當貢獻，改變過去獨尊設計者的做法，但是瞭解使用的限制。          

一方面，使用者經驗這套方法是歸納法，許多問題不能只能使用者提供的意見當基礎，去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案，而經常要搭配更有系統地對使用者行為邏輯、行為模式的研究。我們就用麻省理工學院兩位經濟學家對於貧窮民眾的研究為例，她們探討人們在資源匱乏時的決策、行為邏輯，無論是誰，只要他處於貧窮狀態(脈絡)，她都很高機會是短視近利，只關心當下可取得的利益或成果，對於一週、一個月之後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她也不大願意節省現在的支出，投資長遠未來可以得到的好處。一般貧窮家庭的家長，即便她可以節衣縮食籌措子女念中小學的費用，等小孩讀五六年書後，找到比較好的工作，就可以長遠的改善家庭經濟狀況。或者，貧窮民眾一定會去找醫生看可以短期治療好的急性病，但是要花長時期處理的慢性病就放著不治療，更有趣的是窮人找醫生，一定要看到打針、開很多藥的具體治療行為，所以更願意去找那些誇大治療動作的密醫或民俗治療師。這裡的討論，並不是說設計專業者走出專業，廣泛了解一般公眾的需求和經驗不重要，但是我們要注意到這種方法的限制，很可能只看到表面的問題。          

另一方面，互動設計雖然號稱是互動，但是要探討的問題常常是由設計者先設定了，使用者只是在這個議程下提供回饋意見，這種作法對於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是不夠的，而是應該讓參與討論的使用者可以自己參與定義問題，我們更有機會將眼光放在框架，而不是在既定框架下找解決方法。我們就以審議民主理念下所發展出來公民會議的操作為例子來說明開放議程設定的方法。當公眾參與代理懷孕(或者一般人說的代理孕母)在台灣要不要開放的議題，他們針對這個複雜的爭議，在對這個議題透過基本資料的閱讀和不同立場團體代表的說明後，慢慢形成要討論代理孕母是有償或無償的、領養制度是否可以取代代理懷孕等問題。經過公眾彼此討論、公眾和專家的對話，對此議題是公民自主、了解不同立場專家與團體代表的意見，這些公眾提出一套有關法規內容擬定的建議。公民會議對社會問題的共同設計(co-design)是比較開放、對等、瞭解專業意見的操作，是一種共同參與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