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公共領域只能是專家的公共領域，甚至專家也受到科層化的限制，只能局限在其專業之中。如此一來，現代知識宛如一隻怪獸，服膺於資本主義的擴張價值， 發展出一套空前強大的控制技術，並不斷操控、改變每個人，甚至每個物種的命運，但卻沒有人有能力去控制它、反省它。現代知識就像一列飛快的快車，不斷加速 前進，但沒有人知道它會開往何方，也沒有任何人能掌控它的方向盤。然而這種失去控制的結果，卻是根植於理性化的內在理路，這便是現代知識的「理性牢籠」。 然而我們不能因為理性化產生了問題，就採取反知識的反智態度，或反理性的立場，當然也不表示所有的現代知識（工具性知識）都要拋棄，哈伯瑪斯即提出「溝通 理性」來對抗這個理性的困局，一些「風險社會」的理論家也強調發展公民社會、重建公共領域做為因應之道。我認為黃武雄的套裝知識必須放在「理性牢籠」的脈 絡來理解，不應將其淺化成教學方式的技術問題，而「經驗知識」也應以「溝通理性」的角度來解讀，而不能誤讀為學院知識的白話運動。否則只是在學院外複製一 個較鬆散的知識科層體制，將受規訓不深的人重新納入規訓之中而已。因此，重塑一個「問題中心、經驗穿透和回歸基本問題」的溝通情境，做為知識重構的過程， 讓知識不再切割主體，價值的反省不再被排除，工具理性服從於反省的價值理性，這樣的知識培訓正是建構公民社會、重塑公共領域的基礎。知識的階級性從「理性 牢籠」的觀點分析知識的問題，主體不分階級、性別、族群等差異，都受到知識「理性牢籠」的束縛，因此，「知識解放」的實踐也不受這些差異所影響，或者經由 溝通論辯可以超越這些差異。在此「公民」展現的是普同的意義。然而如果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理解林孝信的看法，則知識是具有階級性的，而且正因為知 識的階級性，才使得知識成為壓迫的工具。馬克思曾指出，在物質生產佔支配地位的階級，也會在精神生產佔支配地位。他的意思不是說精神生產的工作都是由支配 階級所壟斷，而是說不管精神生產由誰執行，只要它能佔支配地位，就必然符合支配階級的利益。因此，一個社會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意識形態，但總會有一個服務於 支配階級利益的主流意識形態。因而知識做為精神生產的一種，也會存在一種服務於支配階級的主流知識。所謂服務支配階級，是指主流知識透過維護不平等的社會 關係而有利於支配階級，至於維護的方式，我認為是經由對既有現實的合理化和公共問題個人化兩種方式來達成的。

馬克思在批判政治經濟學時曾指出，政治經濟學將屬於人類特定歷史階段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說成是基於人類自利和理性選擇的天性，因此是符合人性的、天經地 義的，從而使資本主義成為當然的、合理的、不需質疑的制度。這樣的知識，使人看不到資本主義的不平等，或視不平等為無法避免、理所當然的，因而使資產階級 的利益得到維持。馬克思以經濟學的例子，讓人很容易看清知識的階級性。但在知識的其他領域裡，「當然化」便以更隱密的方式運作。以實證主義為例，畢恆達曾 用一項貌似價值中立的調查研究來說明。某位社會學家用量化實證的方法研究「在家吃早餐」和「青少年行為偏差」的關係，透過嚴謹的調查分析方法，最後得出 「有媽媽做早餐的青少年行為較不會偏差」的結論（畢恆達，1996）。此研究的方法之嚴謹毫無可議之處，但卻得出強化兩性不平等的結論。這個例子說明即使 在最價值中立的實證科學中，都可能存在合理化、當然化既有體制的作用。其實，實證主義的科學意識形態，將所有牽涉價值、立場等政治問題都排除在知識之外， 不正是透過掩飾知識和社會的關係，而使自己得到合理化、當然化？此外，哈伯瑪斯談的「政治問題技術化」，則是「知識階級性」的另一種表現。將原本屬於政治 的問題化為技術性問題，即是將起源於不平等體制的問題，說成是個人的問題。既然是個人問題，那就要個人解決，人際關係出了問題，就去學一套人際關係的技 術，經濟上出了問題，就去學一套能賺錢的本領，心理壓力太大，就去上壓力管理的課……。於是公共問題被個人化了，如此問題就不再是體制的問題，因此便不會 挑戰到體制，也不會威脅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公共問題個人化」事實上是知識用來維護既有體制最主要的方式。

社會主流意識，主要是透過這兩種運作方式維護既有社會關係，而使佔支配地位的人其既得利益獲得維持。知識做為主流意識的一環，也同樣執行這樣的職能。在主 流意識和主流知識的運作之下，弱勢階級會視不平等的体制為理所當然，並將問題歸於個人的能力、學歷、機緣、命運，從而穩固了不平等体制。我們可以這樣說， 主流知識做為一種工具，不管是否直接或間接使既得利益者獲利，至少被壓迫者無法透過它看到自己的處境，更不可能利用它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此，「知識解 放」的意義，就在於重新打造一種知識工具，透過這個工具，被壓迫者可以認識到自己的處境，並取得改變命運的能力，這便是林孝信所說的「自覺」、 「Empowerment」的意義。這樣的知識解放必然要挑戰許多大家想當然爾的觀念，但更重要的是，必須發展一種分析視角，從社會角度詮譯弱勢者的問 題，也就是把原本被視為個人的問題公共化，或者如詹曜齊所說的，將個人問題扣聯到社會整体分析（詹曜齊，2002）。如果我們以「知識階級性」的觀點來理 解林孝信的文章，而不會過於牽強的話，那麼林孝信的看法顯然與黃武雄有所差異（如果我們以「理性牢籠」來解釋其「套裝知識」沒有太大問題的話），黃武雄認 為知識之所以成為束縛，是因為在理性化過程中，知識被工具化、科層化或者套裝化，因此，知識解放只要重構一個知識建構過程，讓其恢復本來的面貌即可，不必 重新生產一套新的，有別於現代知識的知識。但林孝信的觀點，則會導出主流知識基本上不能成為弱勢者自覺的工具，也無法成為人民改變命運的武器，因此，「知 識解放」便必須肩負起發展另類被壓迫者的解放知識。經驗知識的規範性與可能性然而知識是否有「本來的面貌」？我認為黃武雄所謂還給知識本來的面貌，只能以 「規範性方案」來解釋，因為並不存在一個本質正確的知識建構過程，只要我們回到這個過程，知識就能獲得解放。就像張其賢所解讀的「知識其實只有一種」，而 套裝知識只是它的變形（張其賢，2000），認為知識具有「本來的面貌」，便預設著存在一種本質正確的知識，這樣的說法，很容易落入本質論的唯心誤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