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大學若說對台灣的高等教育改革能產生某些衝擊，除了在課程內容的多樣性、教學方法的活潑性等方面外，以「非營利」精神介入周遭社區，帶動社區發展的作 法，亦是值得推廣至正規大學的。當然，我們並不認為正規大學能夠如上述文山社區大學的例子般，將社區營造視作己任，不斷拓展與社區的互動層次，畢竟正規大 學有不同的使命和目標。但至少社區大學的作為可以發人深省，看到自許為「高等教育」的機構，也能深入到周邊社區的各個角落，幫助居民發掘、診斷及解決問 題，並藉此凝聚了居民的社區意識，提昇了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能力。從更廣泛的社會發展來看，社區大學這方面的經驗，乃是「社會自治」的具體實踐，這也正 是台灣邁向成熟公民社會最需要加強的一個環節。總之，社區大學出現的時間並不長，更由於配套機制尚未建立 (如能否取得法源依據、能否發給學位文憑──這在在影響到招生狀況及學員修課形態)，其未來走向仍相當模糊。但就文山及其他各地社區大學在社區參與的表現 而言，則可謂已經成功地掀起風潮，吸引了不少學員加入各式各樣關心社區公共議題的課程與社團，播下一批批種籽。誠如李丁讚教授所形容，社區總體營造乃是一 種「人」的工程，而社區大學不只是靜態地傳播知識，更提供了動態的參與學習機會，因此有助於從根本來重建「人」在社區中的社會與文化關係。(李丁 讚，2000) 台灣的大學若在轉型過程中，願意重新調整與社區的互動模式，並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那麼不妨在熱衷從事「推廣教育」、「回流教育」和「高階管理碩士班」等 有利可圖的方案外，也可以真心關照周遭社區所匱乏的需求、或以大學資源來回饋社區居民，作為「在地化」的一種模式。

根據教育部最新的統計，台灣已有一百三十五所左右的「大專院校」，其中有一大部份是連年「升格」、「改制」成立的。光從數字來看，台灣的大學似乎給人「浮 濫」的感覺，但識者都明白一方面台灣大學生的人數比例仍遠遠落後於歐美國家，另一方面在質上來比較，這麼多的大學、學院、專科卻像是山頭林立的台灣中小型 企業，其知識生產力並沒有特別突出的成就，距所謂的國際一流水準還很遙遠。未來當台灣加入ＷＴＯ後，世界各國的高教機構將可以長驅直入，已有人提出警告， 若有大學「倒閉」，到時候引起的連鎖效應有可能不堪設想，所以「全球化」究竟是否象徵著美好的前景，仍是未定之天。亦因此，台灣的大學有必要自覺地轉型， 發展出較有彈性的「大學系統」，讓不同類型的大學分工合作，各自發揮所長，共同組成綿密而有效率的學習網絡，打造出「知識社會」的重要基礎。「大學系統」 一方面可以帶有創新的意涵，增加大學間的互補，打破台灣的大學彼此鮮有密切交流的現象，以提昇整體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大學系統」還可以向美國學習 將大學和社區學院 (community college) 結合起來的作法，台灣前一陣子曾由教育部推動「社區學院設置條例」，但技職司主導的立法頗有爭議，只想開放招生不足的高職可以興辦社區學院來渡過難關。若 積極地來籌劃，實有必要慎重其事，並參考歐美國家之範例，在台灣各縣市選擇一所大學作為核心，由其依地理及人口分佈等考量，再分設社區學院，如此可以避免 私立社區學院良莠不齊，反使此一制度無法取信於民的困擾。而前面提到的「社區大學」，亦可逐漸納入這類「大學系統」，如此不但可以讓社區大學的優點，如提 供就近學習機會、平衡城鄉差距、培育現代公民、協助社區營造等等，能夠為「大學系統」引進充沛活力；也冀望能因而提昇社區大學的教學品質，不致任其自生自 滅，最後淪落為與補習班無所區隔。台灣的大學正面臨劇烈變遷的環境，「轉型」的思考有如經濟「升級」般，希望能透過自我調整的手段，有效地適應新的情境。 但是大學光靠「獨善其身」，不足以應付未來接踵而至的挑戰，過去台灣的大學較少將社區服務納入大學本身的業務範圍內，遑論積極回饋直接毗鄰的社區，這種封 閉的心態愈來愈受到質疑。

九二一地震發生後，暨南大學匆促撤校事件所引發的爭議，戲劇性地突顯了大學與所在社區之間潛在的可能衝突，需要雙方有意識地嘗試化解。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考 量，台灣的大學教育能否培養出具有人文關懷、願意以知識造福本土社會的下一代，和大學本身是不是先提倡這種回饋的思想，多少存在著相關性。大學以社區參與 作為「在地化」的一種模式，不應該與「庸俗化」劃上等號，反倒該看作是大學履行其社會責任的表現，畢竟當追求卓越和關心鄉梓可以並行不悖時，才真正地發揚 了大學「有容乃大」的精神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