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結論是，無論是市場導向或國家控制，只有在自由與人性中的治理機制才能成功。Mitter的討論留下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什麼樣的治理機制才能帶來 「自由與人性」？學校治理機制的討論，歷經「國家」與「市場」爭論的長期擺盪，仍然還得回歸對「自由與人性」的訴求，其實正反映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體制的 現代危機：人民既不滿意官僚體制的僵化，亦無法承受市場競爭的冷酷；有人就需要有自由，就需要有人性的自由。就在現代與後現代接壤之際，在生產力高度發達 的晚期（成熟）資本主義時期，個體如何從官僚的壓制與市場的冷酷中逃脫出來，爭取有人性的自由，已然成為政治反省之主要課題。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邏 輯：「私利的總和即是公益」，從批判理論的角度來看，個體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滿足之時，更重要的是一種反思：「我在追求的是誰的利益？」而此項問題進入後現 代的情境，便要導入認同政治的主要問題：「我是誰？」也就是我和世界的關係的問題。也正是在這些問題面向的討論之中，發展出對於「意識覺醒」或是所謂的 「自覺」的關切。當我考慮著要不要影印一份資料，我所想到的成本是一棵樹還是一百元？我能不能理解一棵樹被一百元的貨幣給交換了，而這種交換關係對自己的 生活，對社會的運作所產生的影響。政治不只是關於在資源有限的世界中個人的需求如何獲得滿足的事，它在決定這些需求如何產生、如何表達，以及環繞在其間的 是哪種關係形式上，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治影響了我們對我們自己特定需求的看法，也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特有的權利。政治可以關注「我們如何界定並理解 我們的資源、我們的利益、我們的關係，以及最後是我們作為個體的自己的方式。」

換言之，政治要回答「我應該做什麼」的問題之前，其實應該要先回答：「我是誰？」因為一個人要什麼、做什麼，多半是他「怎麼瞭解自己」的產物 。學校治理機制的第三種可能性---公民治理模式也因此，新社會運動的發展、公共領域的開拓，公民投票機制的建立等等以「公民參與」為主要趨向的議題，成 為當代的重要政治議題，並且表現出非國家的、非競爭本質的，卻能引領社會變遷的力量。這股新開展的趨向，使我們能在學校治理機制的討論裡，突破「國家」與 「市場」兩種路線的侷限，展開第三種可能性---「公民治理」的探討，也就是走向「家長參與、社區監督」，發展「學校自主、學區監督、地方評鑑協調並分配 教育資源，中央則可評議及提供教育資源」之教育分權的體制。而公民社會概念下的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正是決定學校治理機制是否能走向社區參與導向的關鍵因 素。因為，發展這個機制的核心，正是在各個社區之中，自主的公眾所組織形成的「開放性社群」。當這些自我組織的社群體，開始發展自己的認同，能自我學習與 調整行動，成為社區的教育自治力量，教育體系的公民社會面貌於焉而成，而形成有別於國家控制或市場導向的第三類學校治理機制。然而，衡諸台灣各地家長運動 的組織發展現況，雖已累積相當的經驗與能力，但其動能尚不足以結合與整合社區內的資源，也無法形成區域性的「開放性社群」，也就無力走出狹義的「家長利 益」格局，更不能彰顯其廣義的「公民社會」意涵。若要有所突破，家長運動需要引入新的動能，其中尤以結合與整合社區資源的能力為要，而社區大學的興起正好 為家長運動的困境帶來突破的可能。社區大學在社區事務中的可能角色---資源的結合與整合者黃武雄在《社區大學的核心任務》文中論及社區大學課程的目的在 於重建人「屬於自己」的世界觀 (world view)，進行社會內在反省，從而為公民社會鋪路。他強調只有擁有「屬於自己」的世界觀，人才能通達世情，保有寬容的心，又知所堅持，而這正是「開放性 的社群」的「開放性」的關鍵，也是社區大學強調解放知識的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