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０年代初，新興的社會運動針對各個領域，發出了改革的呼聲與行動。大量的社會運動組織者，投入了對於農民、工人、原住民及婦女等弱勢者的組織與教育工作。但是從八０年代末期至今，台灣的社會運動界，發生了近乎夭折似的轉變，亦即，政黨對社會運動進行整編與收編。這種整編與收編對社會運動發展是好是壞，並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我所要指出的是，從 Freire的解放教育哲學觀之，這種轉變對於群眾的教育產生了兩大影響。第一個是最為普遍的，那就是對群眾的組織及教育被民粹主義式的政治炒作所取代，其後果為我們目前常見的經濟主義式的自力救濟，要不然就是表現為與地方椿腳結合的嘉年華式狂熱選舉。第二種轉變是，社會運動者不再重視或相信民眾教育的重要性，他們或者激進化為邊緣團體，或者以新聞議題炒作做為運動的唯一方式，社會運動者的批判性知識無法在地化為群眾的思考方式。這兩種轉變的共同後果，就是無法形成Freire所期待的，有機的集體行動。但我們稍能安慰的是，在公元二千年五月二十民進黨取得執政權之後，愈來愈多的社會運動者開始體認到社會運動必須超越當前台灣政黨政治的格局，並期許自身重新成為社會改造的領導性力量。但是在再出發前，社會運動者仍得面對一個非常嚴峻的處境，亦即，不論在何種社會領域從事運動，社會運動團體始終面臨一個二而為一的困境：人才與資源的不足。這種困境大幅度限制了群眾組織與教育的廣度與深度。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勢轉變之下，我們來談社會運動與社區大學的關係，其意義更為深遠。接著，我們來面對社區大學的處境。自九０年代初，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以來，所謂的「民間力量」雖得到充份的刺激與釋放，但這樣的力量除了嘉年華式的活動與無數的團體形成外，並未對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產生根本的撼動。所以自九七年初文建會政策轉變後，「民間的活力」立即退燒。繼「社體總體營造」之後的社區大學，適時的承接了「民間力量」。
然而，在同樣的社會基礎上，社區大學如何避免落入「社區總體營造」嘉年華式發展，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另一個我們必須面的課題是，在台灣傳統教育的意識型態主導下，社區大學如何能避免淪為既有教育管道的「補充品」。這兩個問題實為關心社區大學發展的朋友們普遍認識的問題。因此，社會運動與社區大學的結合，提供了我們實踐Freire解放教育的理想。一方面，社區大學所承載的豐沛民間力量，如果要能匯集成有機的集體行動，必須針對既有結構提出批判及出路，而這正是社會運動的使命與任務。另一方面，社區大學提供了與群眾貼近的良好介面與舞台，同時，可做為現有或未來社會運動團體幹部訓練及養成的基地。最後，容我誠摰的建議，社區大學與社會運動的結合，必須以互為主體為前題。再者，兩者的結合是一種理想，也就是Freire所謂的「願景的語言」，如何落實並能生生不息，則必須靠不斷地分析、討論、相互批判與扶持。 這次大會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