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武雄
一
關於九二八教師上街頭，「與社會對話」之事，從社運與教改兩方面的發展來說，都值得深入分析。教師上街頭，表達心聲，這是言論自由，應受社會鼓勵。尤其教師要「與社會對話」，表示教師認為社會對教師所關懷的某些事，在認知上有相當落差，須要加強對話。
從月前因取消教師免稅之議，引發教師不滿，而讓教師組織動念遊行抗議，到今天，教師所關懷的事，已迭有變化。有一度教師組織的訴求集中在一、「課多少補多少」，二、「組教師工會」。旋經行政當局允諾兩項訴求，使遊行的具體目標顯得模糊不清。最後由於遊行組織者的努力，訴求的層次提昇為：「還我納稅權」、「脫離工具化」與「團結組工會」。其中「脫離工具化」帶有進步意義，可惜時間倉促，只有少數幹部對此有些認知，如果未來大部分教師能深明其義，而逐漸內化於其教育實踐，這個訴求將成為這次運動的主要貢獻。
深入這些文字訴求的底層，今天促使數萬教師遊行街頭「與社會對話」的動力是，要加強教師對社會的發言權，要提高教師在社會的正面形象。延長優惠，提高待遇，組成工會，皆為增加發言權的一部份。事實上，改善教育環境(例如小班小校)，也有益於伸展專業抱負，又加強專業成長，如：發揮教學研究會功能，進行跨校性專業研討，以及成立PTA組織融入社區，這些都會提高教師在社會的正面形象，可是這類訴求並未在這次動員中出現，這次教師「與社會對話」的話題中，看不到教師的專業，只看到教師的權益。這是令人失望的一面。尤其今天教育問題重重，反教育的現象日日在發生，教師的角色舉足輕重，更不宜自外於教改運動。
解嚴十五年，教師的發言權確有大幅提昇，教師的自主空間也大幅拓廣，但教師的自主權指的原本是專業自主權，可是時常被拿來擴張教師權益。專業自主權指的是以教育專業為基礎，擴大教學的自主空間，提高教育效果。社會所期待於教師的，是發揮專業自主權，而非不斷擴張教師權益。教師不能陶醉於教師節感言等奉承教師的言辭，在「感激教師的辛勞」、「肯定教師的奉獻」這類門面話之下，社會對多數教師的保守封閉與優惠待遇，一直頗有微辭。今天教師要與社會對話，如果只談教師權益，不談教師的專業成長，不談教師對教改的積極參與，不談教師溶入社區溶入社會，對話的結果很難改變教師在社會的負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