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易昆

台灣政壇最近流行一句話，叫做「主流民意」，不管執政黨或在野聯盟都宣稱自己代表「主流民意」，到底什麼是「主流民意」？其實也沒有人說得清楚，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民意是被塑造出來的，其中佔主導地位的形塑力量則非媒體莫屬！過去台灣的媒體掌控在當權者手裡，成為塑造檔國意識形態的御用工具，如今媒體開放了，但並不表示媒體形塑民意的本質跟著消失，只不過換了個形式，過去媒體由國民黨操控，以封建威權的方式呈現民意，民意只不過是官方說法，現在媒體則掌控在資本家手中，遵循的是市場邏輯的運作，民意卻變成了商品。
只要看看媒體呈現節目的方式，就可以清楚民意的商品本質，就拿新聞報導為例，每隔一段時間就炒作一個主題，花大篇幅、長時段報導評論，民眾的關注焦點立刻被吸引，成為談論話題，但炒作的的時間不能過長，必須不斷尋找新的議題，當新議題被炒作時，民眾的注意力跟著轉移，之前一頭熱的情形隨之冷卻淡忘，就像流行商品一樣，一波波的流行熱潮帶動民眾的思考與想像，當民眾單向被動地跟著媒體轉移思考時，對每一個議題的反思都是短淺的，甚至只是被動的接受。對媒體而言，炒作的目的是為了市場、利潤，但對民眾而言，跟著媒體起舞的同時，思考卻被片斷化、膚淺化。
就像商品製造出需求，媒體新聞也製造出民眾的想法。媒體運作民意的方式其實是市場力量介入言論思想領域的具體表現，它必定和消費文化緊密關聯，但媒體卻以客觀中立自居，甚至以開放、民主的形式呈現(例如call in節目)於是產生非常弔詭的結果：在標榜理性客觀的節目薰染下，民眾卻喪失了理性思考與溝通的能力，在主張社會關懷的新聞報導中，社會卻越呈現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如果在威權時期媒體展現的是政權對民意的控制，則解嚴後媒體展現的是市場對民意的形塑。基於這樣的思考，社區大學做為教育改革與社會改革雙重理想的運動，在教改人士的推動下誕生，所追求的即是排除政權與市場的干擾，重新建構一個理性思考與溝通的空間，推動具有公共關懷與社會參與的公民養成，做為民意形成的機制，因此社區大學不能僅是提供失學民眾補習教育的機會，或只是將學院知識通俗化，即所謂的「知識下放」，更重要的應該是發展強大的公民社會。
因此，社區大學一方面不能受制於既有的政治勢力，另一方面更不能依循市場原則，也就是社區大學不能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來安排課程，如此才能建構一個理想的溝通情境，培育具有理性溝通能力的現代公民。然而不以市場原則為基礎，社區大學的經費要從何而來，我們認為應由政府來支付，理由很簡單，現代複雜的社會裡，政府什麼事都得管，但只要一管，就每每引來民眾抗爭，這種國家與民眾的對立，一方面根源於國家的公共政策從未與民眾溝通，將民意需求納入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是民間缺乏一個理性溝通的機制，以形成共識進入國家政策，更清楚地說，沒有一個理性溝通的民間社會，就民眾而言彼此間的利益矛盾將消弱自身的力量，最後在個自自私的情形下會被國家公權暴力所壓制，就政府而言，零散自我的民間社會必然是政策執行的阻力，政府不應再沉溺於官僚本位、迷信公權暴力，否則政策的執行必然越來越困難，只有民間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能化解國家與民眾的衝突，而這有賴一個強大公民社會的形成。因此，養成公民社會、化解國家與民眾的對立是政府應負起的責任，也是化解政策阻力的明智之舉，而做為嘗試養成公民社會的社區大學，亦應由政府負起支持的責任。但在要求國家支持的同時，社區大學必須深刻自我反省，如果是搭乘教改便車，以社區大學之名，行補習班、才藝班之實，或者不能抵抗市場的壓力，使辦學的方向逐漸偏離原初的理想，那麼有何立場要求國家以納稅人的血汗錢給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