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社大要來發展台灣學？
陳巨擘 高雄市原住民部落大學校長、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主任
「知識解放」是社區大學成立的宗旨之一，其意義是以日常生活的經驗而不是學院的套裝知識，來建構我們的知識。此項知識論的進一步發展，就是發展每一個社區大學所在社區的在地知識，並進而建立該地方的地方學。這十幾年來，許多社區大學已累積許多在地知識的工作成果，並試圖以此為基礎建立地方學，如基隆社大的「基隆學」、北投社大的「北投學」、屏北社大的「屏東學」等等。 但是，大多數社區大學的工作者並不滿足於地方知識的建構，他們還希望可以在全球知識的脈絡裡，和世界其他國家所發展出來的知識對話，因此，在社區大學慶祝十年有成的同時，當年社區大學運動的幾位推手又開始喊出「台灣學」的口號，如黃武雄教授、顧忠華教授。顧忠華教授更積極在兩年前開始籌辦「台灣學研討會」，試圖為進一步為「台灣學」的發展建立其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兩屆的台灣學研討會確實刺激了許多學者和社大工作者一起思考建立「台灣學」的可能性。
本文並沒有要進一步去建立台灣學的實質內容，而是希望在大家既有的研究成果上，反思我們一路走來是否已經打好繼續走下去的基礎。台灣學的發展如果基礎穩了、方向對了，將來的成就將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我曾經在第二屆的「台灣學研討會」上寫了一篇短文，希望藉由社會學的觀點，反思我們現階段所發展的「地方學」。[1]我認為，我們現階段地方學的研究取向和一般文史學者與環保團體的研究取向，差別並不大，也就是欠缺明確的問題意識。換言之，社區大學工作者所發展的地方學，如果要發展成為「學」[2]， 不能只停留在文史資料的蒐集和描述、或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層次上，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對在地生活經驗提出分析和解釋。否則，我們最多只能說，就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我的社區的發展軌跡和你的社區的發展軌跡不一樣，至於這兩個社區有何不同、這些不同有何重大的意義、為何會有這些不同、該社區的歷史發展或人物或社會結構對於產生這些不同扮演何種角色等問題，可能就無法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更不用說拿出去和世界其他社區所發展出來的「地方學」對話。 [1] 請見〈我們要什麼樣的地方學？一種社會學的反思〉，載於《根扎在地─台灣學的出發彙編》，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2010，頁54-57。 [2] 依照西方的學術用語，「學」通常是在字尾加上「-ology」，如sociology（社會學）、theology（神學）等，而且該門學問必須有完備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
進一步而言，如果我們在地方學的建構上，沒有建立好穩固的基礎，要進一步去發展「台灣學」，就會遇到同樣或是更困難的難題。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現階段不能有「台灣學」的想像。我們在現階段提出「台灣學」的想像，不僅有助於我們反省所產出的「地方學」的不足之處，也能進一步促成各「地方學」進行對話，經由各地「地方學」的對話，也就是經由比較研究方法，我們才能找到各地方的共同點和差異點，以及造成這些差異點的原因。這些成果，就能成為我們建構台灣學的穩固基礎。
此外，為了對這些相同和差異現象進行分析和解釋，我們也必須要能進行跨學科的整合，甚至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大整合。這種研究取徑非常符合社區大學提倡「知識解放」、以及社大課程規劃的精神。這也是社大現階段倡導發展台灣學的重大意涵。
從前兩屆「台灣學研討會」的豐碩成果中，特別是顧忠華的主題演講、陳君愷的「台灣：人類文明使上的加拉巴哥群島」、陳其南的「從『台灣獻給世界的禮物』說起」，可以看到台灣雖然小，但是台灣的特殊歷史經歷、島上豐富的人種、語言和文化、以及獨特的生態環境，已充分具備像達爾文發現「物種起源論」那樣的有利環境。但是，只有這樣的特殊環境，如果沒有達爾文式的問題意識和謹慎的比較方法，也不可能產生這種生物學上的革命理論。他的問題意識可以從他對加拉巴哥群島的描述看到：「這個群島本身就是一個小小的世界……考慮到這些島嶼的面積很小時，我們就會對它們的特有生物之多，分佈範圍之有限，感到非常驚奇。」[1]這種驚奇是比較而來的，而且在這種驚奇的驅使之下，他想更進一步去追溯、解釋這些生物的生長軌跡。 [1] 引自註一《根扎在地》頁70中的引言。
因此，我們在建構地方學、甚至台灣學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找到令我們自己「驚奇」的景象，而要找到這種令自己「驚奇」的景象，必須經過比較才能得到。只有描述性地說，我的社區和你的社區不同，無異於說我們彼此是來自不同的家庭，所以我們彼此不一樣，這是毫無意義的比較。因為我們彼此相似的地方，可能遠遠大過於相異之處，而且那些相異之處，並無重大的意義，可能以簡單的基因原理就大致可以解釋清楚。 成為我們建構台灣學的穩固基礎。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認為我們來發展台灣學，可以鼓勵我們各社大所產出的「地方學」進行對話、進行比較研究。經由對話和比較研究，我們才能發現，我們彼此不同的背後，是否還有更多相同之處；才能瞭解那些不同之處，到底是如何產生的，以及產生這些不同之處的影響因素是哪些。然後，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進一步去發現，和世界其他地區比較起來，台灣的獨特之處是哪些，同時才能進一步解釋，造成台灣獨特之處的影響因素有哪些。
我們以往看待台灣歷史或台灣社會，都是從漢人的角度在看問題，因此，我們看到的台灣歷史，是四百多年的歷史，看到的台灣社會是先民從大陸來台灣開墾、又先後被荷蘭、葡萄牙、英國、日本等殖民的歷史。如果我們從原住民的角度看問題，我們就會看到五千多年的歷史，以及五千年後，不同種族、族群、政權在這個島上互相爭奪、相互影響的歷史。這種相互爭奪、相互影響的歷史，是一種多面向的歷史，不管哪一方的思想、制度、文化，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其他幾方的影響，而不是認為贏者全贏、輸者全盤皆輸的單向歷史觀。
二十年前，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受到全世界學術界注目之時，開始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來解釋，為何這些長期接受威權統治的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成績竟然會超越那些以開發的民主政治國家。因此，日本的殖民統治、儒家的倫理思想、漢人的家族關係結構、甚至威權統治都被用來作為檢視四小龍經濟奇蹟背後的因素。在這個議題上，哲學、歷史、地理、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學科，都進入到解釋這種問題意識的行列裡，是十足跨學科的取徑。我們今天倡導發展台灣學時，必須在全球知識的脈絡裡，重新檢視我們的「地方學」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取徑，並促成彼此進行對話和比較研究，從其中找到令人「驚奇」之處，然後對這些令人「驚奇」之處，提出多面向的、有系統的解釋。我們在倡導發展台灣學時如能達到這樣的成果，就是最大的收穫，也是在為台灣學和全球世界知識的對話，建立穩固的基礎。
[1] 請見〈我們要什麼樣的地方學？一種社會學的反思〉，載於《根扎在地─台灣學的出發彙編》，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2010，頁54-57。
[2] 依照西方的學術用語，「學」通常是在字尾加上「-ology」，如sociology（社會學）、theology（神學）等，而且該門學問必須有完備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
[3] 引自註一《根扎在地》頁70中的引言。
圖片來源：JD Hanc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