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顧忠華

從社區大學之社區參與經驗談大學的轉型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 顧忠華「社區大學」最近掀起的風潮，不但將高等教育和終身教育的學習資源引進社區，讓社區居民就近即可享受高品質的教育，同時又在潛移默化下，逐漸凝聚社 區意識，開始關心社區公共事務。這不只促進了學院知識和本土經驗的交流，也可以一步步提昇社區生活的素質，達到「社會重建」的效果。而下面將以「文山社區 大學」為例，論述其社區參與之實際經驗，或許可對正規大學提供借鏡與參考。社區大學最早的構想，是由教育改革的倡導者台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所提出，他在 《台灣教育的重建》(黃武雄，1995)一書中，便已勾勒了社區大學的藍圖。他認為台灣應該由地方縣市政府來普設四年制社區大學，以提供早期不能如願上大 學、但有心向學的成年人提高學歷的機會。他將社區大學的課程分成三大類，即學術性課程 (又包括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社團課程及生活藝能課程，學員在修滿各類課程共128學分後，可以得到縣市首長發給的畢業文憑。而為了節省硬體設 施所需經費，社區大學可以和國中共用校舍，這也能夠使社區大學與「社區」結合，因為國中的學區制，本來就具備了社區的涵義。

不過，除了這些形式上的規劃外，黃武雄教授最特別的地方，是賦予了社區大學「解放知識、自主學習、民主參與、共同治校、重建社會價值觀」等等一連串的進步 精神，使得社區大學成為教育改革和社會改革相互銜接的介面，由下而上地逐漸改善台灣的社會體質，讓台灣真正進入「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既是第一所成立的學校，其社區經營的摸索過程頗值得借鏡，開辦之初，文山社大的課程有不少與「社區」有關，但招生成 果卻頗不理想。經過內部檢討，發現社區居民們覺得這些課程帶有相當「利他」的色彩，多數人擔心無法符合過高的道德性要求，因此勢必要加強社區居民參與學習 課程的誘因。隨後經由蔡傳暉主任、林淑英和羅秀華等社大講師細心規劃，透過舉辦「社區領袖工作坊」，尋找到將社區大學與社區發展結合的管道。這個工作坊納 進了社區內的各方意見領袖，包括區公所、里長、社區發展協會、社區規劃師、社區團體…等都有參與，其形式類如社區大學的自主社團，首次試辦時安排了六周課 程，講授社區經營的各項技能，而在獲得熱烈迴響後，目前已擴大到一學期可開辦六、七種不同形式的工作坊，課程時間亦延長為十二到十八週。「地方領袖工作 坊」開始運作時，首先鎖定了具有公共利益性質的若干議題，如主動規劃將一幢廢棄之國小校長宿舍改建為「文山會館」，供社區藝文活動之用；以及組織居民關心 新設市場之建築及使用，聯合市議員召開公聽會，促成居民公開討論社區公共建築之用途。接連推出幾次成功的方案企劃後，這批參與課程的學員更於1990年1 月28日自行成立另一個志願性社團「文山新願景促進會」，讓社區大學對地方的關心真正地紮下了根基。

這類型的社區參與和社區服務，落實了社區大學設置的初衷，也就是將社區大學視作為社區公共事務的一個聯結站，同時社區大學也像一個發動機，促使關心社區的 居民們組織起來，為共同的願景策劃一連串的行動，從而為「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的終極目標奠下一塊塊基石。李丁讚教授論及社區大學在社會改革中的位置 時，特地回顧了台灣「社區熱」的源起，他指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過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透時間來進行說服、辯論、折衝、協調等工作」，而在千禧年前 後，社區大學接續了社區營造的任務，並以「更有系統、更有制度、更具整合地去做社會改革和社會重建的一種努力」，所以適時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選擇和出路。 以上的描述，將社區大學定位為較積極投入社會改革的一股力量，或許正規大學會有所疑慮，因為在過去的戒嚴體制中，台灣的大學經常強調與政治保持距離，更諱 言改革。解嚴之後，情況雖有若干改善，但大多數大學仍只專注於本身的經營，對於社區的事務抱持著漠不關心的態度。事實上，台灣的高等教育近年來無論在入學 人數和校地規模上，的確擴大了不少，然而在精神的層面，似乎大部份的師生還是懵懵懂懂，大學中瀰漫著急功近利的心態，避談「理想」或「真理」等抽象的理 念，缺少真正可成其「大」的氣質與內涵。亦因此，當整體的環境變得愈益複雜，台灣多數的大學在適應外在的變遷時，「庸俗化」的趨勢反而更加明顯。